关于拖稿：作为一个作者，最大的外来痛苦，一定是出版周期的压力和自己写作质量之间的矛盾，特别是当你已经对赶稿这件事情无比熟悉之后，你知道，这是不可调和的。但是，只要你面临这种痛苦的时间够长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情。真正难受的，是当你承受完这些痛苦之后，还要承受更多的不理解。
但是我还是在一如既往的拖稿。我是一个慢手，特别是到了后期，写作速度会越来越慢。
倒不是因为不写，而是因为，长篇故事越写到后面，前方的信息就越多，越需要顾虑，等你写到五本之后，前面基本的线索谜题就会变成大山压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毫无办法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时候，我只能选择稳妥的写作速度。然而，因为写作缓慢，我遭到了很多骂名。这些骂名一本书一本书地积累，慢慢地淹没掉了我以前能听到的喝彩声，慢慢地变成了主流。
我不可能违心的说，我的心在面对这些话语的时候，一直是淡定的。任何人，在初期面临那么多非议的时候，都会怀疑自己的价值。“原来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我。”我当时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，“江郎才尽”“不负责任”，无数责言满天飞舞。
我只为喜欢我的人写，我当时很想撂下这么一句话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慢慢地，我与这些信息的焦虑开始侵占我的一切。那一年，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，慢慢地静下了自己的心，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，其中有一位早已成名，早就经历过这一切的朋友，她告诉我，写作就是一种修禅。写作就是一个凝视内心的过程。
我担心失去的那一切，对于以前的我来说，是不存在的。所以，我失去的东西，只是我不应该得到的。
我并没有失去写作之前所拥有的一切，就好像一个孩子从一棵苹果树上摘了十个苹果下来，发现其中三个是腐烂的一样。他不应该为失去了三个苹果而沮丧，而应该看到另外七个的完好。
语言有一些力量，我是慢慢地自己懂得了这个道理：情绪是一种不可以定量的东西，伤心就是伤心，开心就是开心。我写作是为了寻找我最初的快乐，如果因为小小的失去，就拿出自己百分百之百的伤心来，那是很不值当的。
不过，虽然我的心中对于拖稿有着自己的无奈和坚持，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向我所有的读者道歉。五年的等待，似乎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轮回，我为你们在这等待中所有的痛苦道歉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在这五年的等待中，这套小说能变成一段回忆。
五年是人生中一段不长不短的日子，如果有一个胖子能让那么多人在自己宝贵的人生中纠结五年，这个胖子个算是功德圆满了。所以即使是痛苦的，我道歉的同时，也会暗自窃喜。
我为什么喜欢故事呢？先来说说我的人生吧。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，我生于浙江的一个小镇，子夜出生，出生的时候无论是天空大地还是海洋都没有任何反应。
有事想想，我多少有点埋怨老天爷，因为就算是出生的时候，天上打了个雷，我也能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定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。可惜，回不去了。
我只能作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普通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混混日子。我的家庭出身相当复杂。我奶奶是江苏泰兴人，和我的出版商还是老乡。我奶奶是一个船娘，也就是说，她没有产业，她所有的财产九十一艘小木船。我爷爷在我父亲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父亲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
我并不清楚我爷爷去世的原因，我父亲也不知道，只是隐约知道，我奶奶应该算是我爷爷的童养媳。奶奶其实有很多孩子，当时都没有养活，我的父亲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格外疼爱。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因为饥荒，我奶奶的船从泰兴出发，前往上海，在黄浦江上，他的船因为和大船相撞而沉了。我奶奶带着三个子女，上岸那一刻他们痛哭流涕，他们生活的家没有了，如今来到陆地上，看着茫茫的上海滩，她能感觉到的，只是无比地开具。感谢党和人民，我奶奶得到了安置。
在我父亲的记忆中，有一段特别安宁美好的旧上海的记忆。我算过，如果当时我的父亲没有上岸的话，他也许就不会上学，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父亲后来离开了上海，来到浙江省靠近上海的这一带活动，之后“特殊年代”开始，我父亲跟着铁道兵进大兴安岭支边，在建设兵团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。我的母亲当时也是从南方去北方支边的青年之一。
我的母亲非常漂亮，当时只有十六岁，和另外三个南方姑娘一起被称为大兴安岭的四朵金花，被担任事务长的父亲，用特供的白米饭追到了手。当时他们这一对，应该是相当光彩耀眼的一对。在建设兵团，人们都以地域划分派系，宁波、温州、丽水都有自己的小团体，期间冲突不断。我父亲从小就能打架，尤一寿混不吝的打架功夫。
我母亲说，当时我父亲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时没有伤疤的。因为能打架而且讲义气，我父亲在所有团体中都有威信。只要有人打架，我父亲一出现，所有人都不再吭声。一直到回到南方以后，有一次我父亲押了一船西瓜，遇到乱民抢西瓜，父亲在船上用一根篙子把几十个乱民全部打落下水，虽然最后寡不敌众只能弃瓜而走，但是他当时的雄风，我想起来就觉得过瘾。加上我母亲是惊人地清秀美丽，两个人在当时还是相当被人嫉妒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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